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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重大走出的辭書泰斗 他為國家語言規范化事業奮斗終身

2026.01.28 瀏覽量:

【前鋒是什么?是為黨育人、為國育才的赤子初心,是挺膺擔當、攻堅克難的堅韌意志,是開放包容、創新引領的全球視野,更是一代代重大人所秉持的精神、使命與擔當。在加快高質量建設“百年新重大”之際,黨委宣傳部聯合新聞學院、博雅學院、校友總會等單位,推出“復興民族,誓作前鋒”重大人之挺膺擔當校友篇專訪系列報道,深度挖掘不同年代、不同領域校友的奮斗故事,搭建校友與母校、青年與前輩的對話橋梁,讓重大精神在代際傳承中煥發新的生機。】

在中國當代語言學界,有這樣一位學者——他出身工科專業,卻將畢生心血獻給了語言文字的規范與辭書編纂事業。半個多世紀以來,他用心雕琢每一本漢字辭書,潛心主持多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語言工具書項目,還奔走于兩岸之間,積極推動語言文化的交流。他是重慶大學機械制造專業1952級校友李行健,始終堅守在漢語言規范的第一線,用執著和熱忱守護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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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物名片】

李行健,重慶大學機械制造專業1952級校友,中國現代漢語規范化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,中國辭書學會第四屆辭書事業終身成就獎獲得者。曾任語文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,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,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,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委員、咨詢委員會委員,中國語文報刊協會會長,中國辭書學會副會長。長期從事語言文字規范化工作,主持完成國家語委異形詞規范標準研制項目并出版《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》,主編《現代漢語常用詞表》《現代漢語規范詞典》《現代漢語規范字典》《中學生規范字典》《小學生規范字典》《現代漢語成語規范詞典》《兩岸現代漢語常用詞典》等工具書,發表論文200余篇。

棄工從文,赤心報國

1935年,李行健出生在四川遂寧。在他的記憶中,日本轟炸機聲、警報聲常常籠罩在少時家鄉的天空。彼時的中國,工業基礎極為薄弱,重工業幾乎是一片空白,嚴重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,飽受他國欺凌。初中就讀于遂寧中學時,他的班主任是一位西南工業專科學校機械制造專業的畢業生。班主任常常告誡同學們:“國家貧窮落后,是因為制造業不發達,你們要是能學機械制造,就是在幫國家強起來。”這番話像一顆種子,埋進了李行健的心里,1951年,他考取了西南工業專科學校機械制造專業。

1952年,西南工業專科學校機械科并入重慶大學,李行健隨之轉入重慶大學預科班繼續學習。他回憶道,重慶大學重視理工科的基礎教育,數學、物理、化學成為學生們必須攻克的重要科目,李行健十分珍惜這難得的學習機會,“在重大學習的那些年,我的數理基礎被打得格外扎實。正因為有母校的培養,我才能以高分考上北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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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重慶大學院系調整

在重慶大學的課堂上,老師們總是循循善誘,耐心講解;課堂之外,師生關系也十分親切融洽。李行健回憶,當時的語文教授林昭德先生住在工學院旁邊的幾排平房里,午間時分,學生們常常走進他簡樸的宿舍,帶著各種問題前去請教。“那時候,師生關系遠不止教書那么簡單,學習、思想甚至生活上的困惑,老師都會盡心幫助解答。”時任校長鄭思群更是頻頻走進學生宿舍,與大家促膝長談,深入了解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狀況。這種無處不在的關懷,營造了重慶大學濃厚而溫暖的校園氛圍,也讓李行健至今難以忘懷。

如何從工科走向文科?這要從李行健在大渡口鋼鐵廠的經歷談起。他在深入接觸基層工人之后,體會到一個棘手的問題——群眾對政策存在誤讀。“如果有新聞記者能夠有效上傳下達的話,社會溝通或許會更加和諧。”李行健在感慨之余轉而思考,機械制造的技術進步能推動國家的發展,但制度和理念的完善同樣重要,而促進這種溝通的關鍵角色就是新聞記者。于是,他決定轉變求學方向,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學專業。由于當時全國院系大調整,他進入北大文學專業繼續深造。

筆耕不輟,潛心耕耘

談及為何鉆研語言學,李行健幽默地稱這是一場歷史的“誤會”。當時,北大要從文學班中選出20名學生轉入語言學專業,他的一個好友不愿離開文學班,李行健便主動提出替換。正是這場“誤會”,啟動了他為之奉獻一生的語言事業。

1955年,北京召開了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,提出語言文字規范化的重要性。學校開設了《現代漢語規范問題》課程,以專題形式系統傳授規范語言的理論與實踐。李行健追憶這段難得的學習經歷時說:“這門課為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,讓我深刻認識到語言文字規范的重要性,這是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。老百姓的語言是否規范,不能依靠文件規定,而是要依賴規范的字典和詞典,大家怎么寫、怎么用,都是依據工具書來執行的。”

畢業后,李行健進入河北省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,著手河北方言調查工作。彼時的方言研究多偏重語音,詞匯整理鮮有人做。在呂叔湘等前輩的指導下,他開始系統研究河北方言詞匯,“這也是為推廣普通話、推進漢語規范化服務。”李行健說。于是,他深入城鄉,走訪各地群眾,收集并整理了大量方言詞匯。經過多年努力,《河北方言詞匯編》最終完成,為方言研究和語言規范化提供了重要資料。

此后,李行健把全部心力投入到更廣闊的語言規范化事業,先后在國家語委、語文出版社等單位工作。1984年,他被調到呂叔湘先生身邊,參與漢語辭書編寫。1992年,他牽頭啟動《現代漢語規范詞典》編纂項目,多年潛心鉆研后,為分解龐大的工作量,編寫組決定先將字頭部分獨立成冊,編成《現代漢語規范字典》,1998年,這部列入國家“八五”計劃的重點項目得以出版,榮獲1999年國家辭書一等獎和國家圖書獎提名獎。六年后,《現代漢語規范詞典》全書編竣問世,在市場上反響熱烈,獲得多項全國優秀語文辭書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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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行健主持編纂的部分漢語詞典

在李行健的辭書版圖上,還有一塊特殊的領域——兩岸交流。1994年,他率大陸語言文字代表團赴臺訪問,座談中有人問起“退休”和“離休”有何區別,一時間眾說紛紜。有感于此,李行健和中國臺灣著名學者何景賢教授提出:“最好的解決辦法,就是合作編一本兩岸都能用的詞典。”次年,這項編寫工作在兩岸同時啟動。“我去過臺灣很多次,帶回了成堆的臺灣詞典,幾乎每年都有一兩次的訪問,有時還通過視頻與那邊的學者反復討論。”正是憑借這股韌勁與堅持,經過五年耕耘,《兩岸現代漢語常用詞典》問世,于2003年9月在北京正式出版。它為兩岸“書同文、語同聲”打下了堅實基礎,成為連接兩岸文化的橋梁,為增強民族認同、推動國家統一注入無形的文化力量。

幾十年間,李行健始終如勁竹一般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今天,翻開他編過的辭書,字字句句背后,都是矢志報國、甘于奉獻的信念。“我們是因為國家需要才干的。當時沒有經費,也沒人問國家要錢,更沒有所謂的編制,大家都是退休的老先生、老教授。”在編寫《現代漢語規范詞典》時,他們在幾間由語文出版社排字車間臨時改成的“辦公室”里反復校改,打磨一詞一句,為國家辭書事業夯基筑本。在李行健看來,這些付出都值得,“去做別的事也許能賺很多錢,但我們是為祖國的語言文字‘添磚加瓦’。”

李行健向母校重慶大學贈送辭書并題寫贈言.png

李行健向母校重慶大學贈送辭書并題寫贈言

從精密的機械制圖,到字斟句酌的詞典編纂,李行健跨越工科與文科,懷揣赤誠之心,行走于語言的深邃天地。雖然這中間“拐了幾個彎”,但李行健始終相信“只要認真地干,認真地學,行行出狀元”。

面對新時代的青年學子,他滿懷信心且寄予厚望:“后繼人不擔心,現在一代比一代強。”對于母校,他的期許既簡樸又真摯:“希望重慶大學越辦越好,培養更多優秀人才。”

【記者手記】

在坐下來交流之前,我對李行健校友的經歷已有大致了解,但直到聽他親口講述,這段跨越工科與文科的人生選擇更讓我心生敬佩。

他談到在重慶大學學習的那段經歷——扎實的數理基礎訓練、循序漸進的課程安排,以及頻繁而生動的師生交流,這些細節讓我對20世紀50年代的校園有了更直觀的認識。正是在這樣嚴謹又活潑的教學環境里,學生逐步形成判斷能力,為之后的發展打下基礎。

李行健校友的經歷讓我意識到,無論是學習還是興趣愛好,比起過早地確認人生方向,更重要的是把基礎打牢,在持續地學習與實踐中逐漸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。正如他所說:“只要認真地干,認真地學,行行出狀元。”

作為一名新“重大人”,在前輩們的講述中,我愈加清晰地體會到“復興民族,誓作前鋒”精神所蘊含的力量。這種力量來自長期專注與持續深耕,也來自在時代變遷中對專業價值與時代使命的堅定信念。這段寶貴的采訪經歷也將成為我今后前行道路上持久的力量源泉。

來源:黨委宣傳部 新聞學院

作者:彭湃 李松蕾 黃賀鉑 范虹

圖片來源:范虹